最新章节:稀见宝卷经眼录
现在电子检索文献极方便,但我还是喜欢读书,因原始读书有阅读快感,原先记忆中存在的问题,读书过程中遇到了,发生联想,再去检索,然后解决。电子检索的先决条件是你得先产生观念或将相关问题浓缩成词语,但有趣的文史问题,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没有直接关系,一望而知则无研究必要,如何建立这个关系才见研究者的能力。也就是你产生的问题是不是有研究价值、是不是有趣味,能不能成为一个智力问题。直接的问题易于使用电子检索,知识性的问题最适合机器,但缺少趣味,它更接近技术工作,而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。 文史工作还是原始阅读为上,早年记忆优先,电子检索靠后,通过机器产生的发现乐趣,对记忆和联想力的要求相对较低。敦煌卷子发现后,王国维他们因为有早年深厚的知识基础,一看就能与过去的记忆建立关系,很快就有新的发现。陈寅恪总结王国维治学方法的“二重证据”经验,就是早年记忆的旧知识和新出史料会面。 近年的中国文史研究中,辑佚工作的收获很多,中国现代文学尤甚,但我们都知道,这其中的许多工作是通过机器来的,不是读书多见广识的结果。文史研究,毕竟是智力活动,过去文人学者,多有逞才炫博的毛病,陈寅恪、钱锺书也不例外,这固然是特殊偏好,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过程中展现的智力乐趣,文史知识要瞬间联想和脱口而出才有意思,翻手机最便捷,也能解决问题,但无趣味。 文史工作和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区别,它一定要有“闲” 的那一面,要有“趣” 的那一面, 要有“曲”的那一面,过分直接,易索然无味。习见知识,机器时代,实在无必要再说一遍。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实,但求“趣”,也是题中应有之义,梁启超、胡适他们总强调学术研究的趣味,就是这个意思。 网络时代,机器瞬间能找到的史料,严格说就不是史料,是现成知识,现成知识只能是解决新问题的辅助史料,其间,找什么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,知道找什么史料是研究,能不能找到是技术,而知道找什么史料包含了学者的趣味。文史研究应当考据优先,诠释靠后,考据的生命力长久,诠释则见仁见智。史料新旧虽是一个相对问题,但新史料一定是在有新问题前提下才产生...